“我们只想一心一意把烟大建设好”
1984年，烟台市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。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，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却忧心忡忡：制约烟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高等教育问题，烟台当时的高等教育十分薄弱，除了一所一年前刚刚批准建立的烟台职业大学，烟台还没有一所自己的综合性大学。
为了解决日益凸显的人才问题，烟台市委市政府决定自筹基建资金8000万，“自己动手，自力更生，办一所综合大学”，并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。
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支持促进下，山东省政府向国务院呈送建立烟台大学的申请报告。教育部随后决定，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两校共同支援筹建烟台大学。也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杜建寰与烟大结下了缘分。
当接到赴烟援建高校的工作通知时，杜建寰的第一反应就是，一定要把好的学风和校风带到这个新学校去。他说：“一个学校建立，最根本、最重要的就是树立一个好的学风和校风，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，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。去烟大帮助建设的教师都在北大清华工作了几十年，长期受北大校风和清华校风的浸染，他们把这种风格带到了烟台大学。就是有一种对学术、对教育献身的精神。”
杜建寰作为当年烟台大学的创始人之一，亲自参与了学校的整体规划，从学科专业、培养方向、培养目标，到课程设置以及行政管理上，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。
支援建设烟大的六年里，杜建寰担任烟台大学党委书记、常务副校长、校务委员会副主任。六年春夏秋冬，他基本都在这所年轻的大学里度过，就连假期也很少回家。于是每逢假期，他的老伴就到烟台看他。虽然省里给学校配了一辆小汽车，但他和老伴总是乘坐5路车往返于学校和火车站，从来不让接送。
杜建寰坦言，校风和学风建设需要时间，如果这六年里两个学校的风气能够对烟大的建设有所影响，他的工作就值得。
“建校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，它需要各方面的力量。烟大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建校，一个是我觉得是烟台市委有很长远的眼光，另外，正是烟台市委的眼光比较长远，所以得到了中央的肯定，万里同志、胡启立同志都非常支持，这是烟台大学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”
“当然，具体工作是由当时的北大跟清华来做的，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人在起作用，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们当时在烟台大学的工作也只是打基础，烟大到现在发展得很好，我觉得是烟大的各届领导在省委、市委的关怀下做了很大的努力，是全校教工同志一起奋斗的成果。”
回忆当初的建校工作，杜建寰总是很谦虚地看待自己的贡献。他说自己的工作进展顺利，离不开中央领导、地方各级领导和两校同事的支持，那是一种团结一致的精神，激励着大家一起创办一个崭新的烟大。
“提高学生文化素质，不要只做技术干部”
如今，走过大学生活动中心，总能听到悠扬的乐声，有时是雀跃的琴音，有时是朝气蓬勃的歌唱。而在建校初期，这里只有一间小小的音乐室。在杜建寰看来，学校里就应该有一个供学生们艺术活动的地方，清华有这个传统，烟大最好也能继承下来。
“我一直强调，学生不仅仅要学自己的专业知识，文化知识也要广，所以我就强调要搞音乐教育。”那时学校的条件有限，学校老师没有地方练歌，在外排练经常被人“轰走”。杜建寰知道后，专门为老师们安排了音乐室，还主动去参加活动，支持学校师生的文化生活。
后来，在杜建寰的倡导下，那位“无处练歌”的王志成老师还开设了一门音乐欣赏课，“（他们）一边听音乐，一边讲这个音乐表达了什么感情。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文化素养，将来不要只成为一个技术干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”。
除了校园文化教育，杜建寰还十分关心烟大的校园景观文化。烟大标志性的“孺子牛”、钟楼、三元湖等，最初的设计排列，都有他的一番心意在其中。
“建校初期，校门进来到教学楼有很长的距离，而且塔楼（钟楼）还没建起来，旁边比较荒凉。我就想，因为中国的传统建筑，都是一进门都要有一个东西遮挡一下，叫影壁嘛。但学校里建影壁不合适，所以我想最好能有一块比较大的石头。”
“找到的石头拉回去摆在那一看，哎，有点像个牛的样子。然后我说，咱们题个词，叫‘孺子牛’吧，就仿鲁迅的这个笔迹，刻了个孺子牛。当时也有不同意见，说花了好多钱，去弄了个石头有什么用，但这是一种景观文化。鲁迅有诗：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这块石头就有了文化意境在里边。”
“除了‘孺子牛’石，还有就是建湖也有争论，有些同志说烟大挨着海，还挖个湖干嘛？他们的想法是8000万的烟大建设费是人民贡献的嘛，不要浪费。但是我考虑，海跟湖不一样。”
“学校有一片湖水，同学能够围绕在湖水旁边，自习、背词、座谈，这个比较好。这可能是我受北大跟清华的影响。因为北大、清华都有湖，而且这个湖还对学生起了很大作用，未名湖就非常有名嘛，所以我还是决定要有个湖。”
“改革学分制，提供勤工助学，烟大是走在前面的”
校风、学风要端正，校园景观、校园文化要建设，学生如何培养、将来如何毕业，这些也都是杜建寰关注的问题。烟大的学分制和勤工助学传统，都受益于他当年的改革。
“只要学生能力强，可以同时修比较多的学分，修满就可以毕业，这就是学分制的特点。外国高校有很多这样的，可以休学，比如修了一定的学分，突然有什么事情，我要出去工作一段时间——工作当然有一个年限规定——回来再修，修满学分再拿到毕业证书。”
当年，学分制改革在化学院试点时，有四个学生只修了三年就提前毕业。这四位学生后来都考上了研究生，其中三位留在大学任教，有一位已经是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导师。
“我觉得学分制是值得肯定的，应当这么搞。给学生相对的自由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期限的问题，还是一个学习范围的问题。实际上在我们国家，学分制解放前就实行了，相当于一人一个课表，一起考进来的同学，必修课大家都一起上，比如数学、外语，其它课程，那就不一定了，但是要有选修课的范围。这样子的话，对学生个人的发展、培养是有好处的，不那么死板。”
“我们开设勤工助学，很多拿不到奖学金的同学可以通过勤工助学（获得补贴），有一条后路。当时在全国学校里是少数的，尤其是一些名校，在1984年那时候还没有这样搞勤工助学。”
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，杜建寰留给烟大的，不仅有赏心悦目的校园文化景观，还有惠及无数烟大学子的完善教学制度。
“从一片荒芜的盐碱地开始，建一所好大学，育无数好人才。”这是杜建寰对烟大的期待，也是烟大对他的承诺。
尽管由于年龄的原因，杜建寰很难再回烟大看看，但每当在北京听到烟大的消息，心里还是充满了怀念和欣慰。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烟大发展得愈发迅速，校园环境也越来越好。岁月流转，不变的是三元湖边烟大学子流连的身影，不变的是“孺子牛”对一代又一代烟大人成长的见证……
（本文得到学校档案室和校友办的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致谢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