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山村，身上有泥土的味道。
母亲说，我家曾经三天拿不出一毛钱。母亲的鸡总也不下几个蛋，母亲背着三个妗子从姥娘那里要来鸡蛋给我蒸鸡蛋羹，补充营养。我从批准二胎的证件照上看到，父亲头发长了也没有剪，嘴边有丛生的胡茬，像个流浪的人。
家里这个冬天少雪，有也是零星地飘，刚到地上，就化了，但是这样的天气清冷得很。我回到家一推开门，看见有个红袋子饱饱地趴在火炉跟儿前，袋子里装着母亲自己煮的罐头，知道我要回来，必要吃瓶罐头，又晓得我胃不好，吃不得凉，就提前放火炉边烤着。
我启开一瓶罐头，看鲜嫩的山楂在汤匙上跳舞。母亲一定是在一个艳阳的晌午来到水库边我家的地里，她戴着那顶破沿儿的白帽子，先看了看她心爱的那棵黄柿，掐死了一只大毛虫，又慢吞吞走到她要采摘的山楂树下。那满树的山楂俏丽羞涩，像少女，让母亲干瘪的胸前一阵热辣辣的心慌。一树的红色果子在墨绿的叶子里舞蹈，在带着土粒儿的风里飒飒地响，没有一颗果子被田鸟啄坏，没有一颗果子被虫子钻眼儿。母亲欣喜啊，她摘满了那个脱条儿的小竹筐，又摘满了兜起来的衣襟，山楂树还刮掉了母亲一颗心爱的扣子。稠稠的云彩打栗子林滚了来，母亲用草绳在水库边上围下一个圈，打跑了鱼，打退了虾，把无数个山楂倒进水里，它们翻滚，在水里翻滚，在云里翻滚，滚下满身的泥土，滚出藏不住的火红。母亲挎着她的竹筐就回家了，涮了瓶，洗了锅，要给她的闺女做罐头了。母亲知道她的闺女在外边苦，就往瓶里撒了大把的糖，砂糖、棉糖、大冰糖，甜进人的心坎儿里，甜到人的嗓子头。母亲使劲地添柴，炉膛里噼里啪啦响得欢。那些山楂啊，可真听母亲的话。
罐头又酸又甜，我也好像长大到那个小村子容不下我。每次坐火车颠簸回去，都感觉出父母是遥远的人了。到了年关，我却早早地企盼回到那里，企盼走到栗林里，走到河沟旁，安顿我的叹息和疲倦。那个不起眼的村子也很愿意接纳我，就像一只瓷碗在干旱的季节里愿意为蜻蜓积累雨水。
我时常怀疑奋斗的意义，我也时常混淆平凡和庸碌、寂寞和无聊，好些东西想很长时间也搞不清楚，整个人像被风吹走了瓦片。
在我那遥远的乡村，节奏慢得像一头爬坡的老牛。那里的人们拖着突出的腰间盘日复一日地艰苦劳作，但这艰辛对他们有益，懒惰和虚空会让他们垮下去或者疯掉。他们精于打算，养猪、放羊、换农具，喝汤、打牌、晒太阳。他们没有很大欲望胃口，拙于言辞，沉默寡言，不善交流，但我总觉得他们的目光里掩藏着不可言说的真知灼见。虽然我知道的农民没有一个真正的喜欢乡村和土地，但他们仿佛又逃离不了，而且，也不愿意长时间待在城市，耐不了那里的孤独和热闹，总想着回去插畦小葱，养群芦花鸡。
无论我有多少疑问，只要回去生活一段时间，心情就会轻松许多，不知道是问题解决了，还是忘掉了。就像那句诗：“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，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。”但我那小乡村，它不超凡脱俗，也不神秘莫测，更不是牧歌田园，它有的是普通、闭塞、狭窄和不容易。
秋天的一个时候，我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，父母在大粱沟里——那个我小时候摘酸枣的地方。秋里天旱，栗子瘪壳的多，母亲说。
